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中国早就不是“模仿者”了！｜GBA编译

  今天，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并在人民大会堂传递了清晰的信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另一场关于未来的“对话”也在同步进行。特朗普此行随团人员中，特斯拉马斯克、英伟达黄仁勋、苹果库克等十余位美国科技界最重量级的人物悉数随行。如果说贸易是“明牌”，科技就是特朗普此行的“底牌”。

  会晤前不久，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外交事务》上刊发长文，直言“中国不是模仿者了”，美国再搞“小院高墙”，迟早困住自己。沙利文把中美科技竞争的从美国的逻辑从头拆解了一遍——我们未必同意他的答案，但必须看懂他的问题。

  希望通过本篇译文，为读者审视当前中美科技博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对手视角”。我们也需要读懂美国的焦虑，毕竟知己知彼，从来不是学对方出拳，而是看懂对方下一拳往哪打。

  在大国博弈中胜出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善于适应变化的国家。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国不断进行创新，以确保各自的海军能相互超越。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近二十年的太空竞赛。如今，技术已成为中美竞争以及更广泛的世界格局争夺战的核心战场，美国必须再次适应这一变化。这场竞争正蔓延至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为了取胜，华盛顿需要明确界定成功的标准，并制定清晰且一贯的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基于一个隐而不显却影响深远的假设：北京方面本质上与美国在同一赛道上竞争，只是落后了几步。中国被视为一个“模仿者”——擅长模仿，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最终依赖于获取西方技术。人们认为美国的一马当先的优势是持久的，甚至有可能是自我维持的。

  这一假设并未得到证实。中国已不再仅仅是追赶美国的创新者，它正在追求一种不同的权力理论：将生产、规模以及对关键投入要素的控制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当美国将注意力更狭隘地集中在保持其在创新突破方面的领头羊时，并确信这些突破会自然地转化为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优势；中国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转化上——旨在将技术进步转化为贯穿其经济和国家安全体系的实际能力。换言之，当美国在跑一场比赛时，中国却在跑另一场。尽管这一转变是渐进发生的，但其后果如今已不容忽视。在诸多领域中，中国已在支撑现代经济的许多基础层面上已经或正在建立主导地位。

  美国人倾向于将这场竞争视为一场“冲向终点线”的比赛——看哪个国家首先达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创新。而这种认知不仅仅具备误导性，且会适得其反。这场竞赛没有终点。成功不会以某一方宣布胜利的单一凯旋时刻呈现，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单一赛道上跑得快而实现。相反，这场竞争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并遍及众多领域。如果其他几个国家在部署新技术方面更快，那么仅仅率先发现新技术已远远不足；如果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和产能超出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控制范围，那么在设计上领先也无济于事。华盛顿的目标必须是同时确立所有这些形式的优势。

  这场竞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击败”中国。如果美国在某些相对指标上领先于中国，却未能切实提升本国人民的安全感或为他们创造更多机遇，那么就是失败的——这毫无疑问。要取得成功，必须培育能够推动持续创新的科技工业基础，迅速调整美军以遏制重大冲突，并推广美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标准；与此同时，在共同利益领域保持对与中国的合作开放态度，以防止陷入导致全球境况恶化的“恶性竞争”。

  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成为21世纪美国治国理政的核心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种超越党派界限、并能延续至多届政府的思维转变。但当务之急是现在就确立这些转变，因为技术实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接转化为地理政治学实力。而且，美国正面临着许久以来首个真正“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中国工业已经实现了辉煌的跨越，在部署新技术方面有着极高的效率，图为深圳华强北博物馆以集成电路为图案的时光廊道（图源：新华社）

  成为全球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指导原则。北京的产业政策围绕这一目标制定，其战略着眼于长远发展。他们都以为，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无需在每个前沿领域都占据领头羊。相反，中国需要掌控关键节点——即发达经济体和军队赖以运转的投入要素和系统。北京已掌控了其中若干节点，包括稀土加工产品、医药前体原料和电池，并正致力于掌控其他领域，例如机器人技术。

  中国能够实施这一全面战略，得益于其政治体制。与华盛顿不同，北京拥有集中化的权力，能够迅速且协调地将庞大的国家资源投入到国家目标中。国有银行、产业政策、政府采购和监管措施都能迅速协同运作。军民领域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分离，因此民用技术的突破能直接转化为国家安全领域的成果。而且，国家不受自由市场约束，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它能够以惊人的规模调动投入，并补贴激烈的竞争——尽管大多数受资助企业可能会失败，但总会有少数佼佼者脱颖而出，进而主导全球产业。为实现长期收益，短期内的低效和巨额资本错配都被容忍。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的体制过于“僵化”，无法支持前沿创新。毫无疑问，美国的体制——民主资本主义、有限政府、世界一流的大学、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胜者通吃、败者出局”的自由市场体系——确实催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革性突破。美国无法复制中国的模式，也不应该试图复制。但美国人必须寻找自我的方式，在这个更广阔的竞技场上展开竞争——不仅要进行创新，还要生产先进的技术，并掌控那些将推动其经济和国防工业基础发展的关键要素。

  有效的美国技术战略应致力于确立并捍卫四个制高点。战略制高点能带来持久的结构性优势，并产生切实可衡量的成果，从而将政策与美国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首先，美国必须振兴其科技工业基础，这不仅是为了保持其在创新前沿的地位，更是为了建立足够的生产能力，通过多元化和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并与盟友及伙伴合作，大规模生产先进的技术。第二，就美军而言，一定要专注于快速创新与适应能力，这对在多个战区遏制侵略至关重要。第三，华盛顿还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数字秩序，使美国技术成为主导模式，该模式应受到高安全标准的保护，资产金额来源透明，并尊重人权和数据隐私。最后，这一方针必须为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底线，并在两国间建立有意义的合作，以防止损害各方利益的恶性竞争。

  有三类技术对这一战略至关重要。第一类是计算技术，包括半导体、量子信息系统，以及特别的重要的人工智能。第二类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涵盖从药物发现到建筑材料的合成生产。第三类是绿色能源，特别是由电池、电机、芯片和电力电子设备组成的“电力堆栈”。这三大领域的进步将支撑其他领域的进展：更强的计算能力和绿色能源将提升人工智能能力，而更先进的生物技术和更强大的“电力堆栈”将把这些进步转化为科学和工业上的收益。

  近几十年来，美国都会存在一种观念，认为技术设计和研发是美国的固有优势，而制造业则是一个可以完全放心转移到海外的成本中心。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创新无法与生产割裂开来，因为一旦制造业外迁，工艺工程的专业相关知识也会随之流失。跟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知识外流会侵蚀支撑技术领头羊的反馈循环。历史证明，投资于多样化且具有韧性的制造业基础具备极其重大价值。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曾详细记录过，在工业革命期间，那些拥有手工业背景的人如何成为推动发明进步的创新工程师。如果民众停止制造和钻研技术，这一个国家就将丧失推动这些技术进步的能力。而一个任由整体工业基础萎缩的国家——放弃制度性知识、对供应链的掌控，以及生产体系的整体深度与多样性——将更难在特定关键领域建立优势。美国绝不能让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

  为了振兴美国的科技工业基础，华盛顿必须推行一项双轨策略的国家战略：第一，促进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第二，保护这些成果免受不公平竞争和恶意利用。促进创新要求美国更好地利用其人力、资金和战略资本。这首先要从移民政策入手，让最优秀的科学和工程人才更容易来到美国并留下来。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工程师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他几个国家，但让这些高技能人才在美国发展职业生涯，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

  有人认为，至少在一个前沿领域——绿色能源——美国应当退出竞争，并接受中国将成为加速能源转型的全球“制造基地”这一事实。按照这种思路，如果中国想要向世界别的地方补贴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美国就应该放任其发展；毕竟，这样美国人就能从中国购买廉价产品。但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才刚刚起步，现在就宣称“大局已定”为时过早。而且，如今若忽视绿色能源，将导致美国陷入一种新的能源依赖，恰似美国刚刚摆脱了对外国石油的旧有依赖。电动汽车及其生产所需的供应链，正是美国工人应当着力发展的绿色能源产业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华盛顿必须对生物技术产业实施产业战略，以扭转外包研究组织（协助生物技术公司开展临床试验和研究的组织）向中国外包的趋势。

  战略的目标不应是自给自足，而是多元化——这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曾任拜登政府官员的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杜如松( Rush Doshi）曾在本刊撰文，探讨了追求“盟友规模”的策略——即美国及其伙伴协调各自的产业战略，使一国的投资能够增强集体能力。如果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在“降低对华风险”方面达成共识，并在关键行业的技术标准上实现协调统一，他们就能构建一个繁荣的生产ECO，这是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维持的。

  美国通过页岩油的开采摆脱了对外国石油的旧有依赖，图为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页岩油压裂井设备（图源：法新社）

  促进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固然至关重要，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建立一个具有韧性的科技工业基础。美国的全新战略还必须包含积极的机制来保护这一基础。以被称为“倾销”的贸易行为为例。在许多行业中，中国正以低于市场行情报价的水平向全球市场倾销其“过剩”产能，从而让中国企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此类手段，现代工业战略必须针对电动汽车与半导体等战略领域的中国商品实施关税措施，而非针对中国整体经济。许多其他几个国家——包括巴西等并非总是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的国家——都对中国产能“过剩”表示担忧，并正在采取各自的反制措施。

  最佳应对策略就是笔者曾描述过的“小院高墙”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要对管控范围进行甄别（即“小院”），仅聚焦于那些将决定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格局的最敏感技术，然后通过严格的限制措施（即“高墙”）来守护这片“小院”。拜登政府在芯片管控方面正是如此操作的。其对精密生物技术设备的出口管制，以及对美国投资中国量子计算等敏感技术生产的限制，都是这一策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进一步例证。

  最后，任何有意义的保护计划都必须确保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敏感数据及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行为体的“渗透”。这一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为了更好地保护美国民众免受“渗透”，华盛顿必须针对各类依赖或连接中国技术、从而容易受到外国操控或监视的技术——例如起重机、业余无人机和家用电器——区分其威胁等级。

  二战后，华盛顿构建了一套涵盖国际贸易、法律和标准的架构，为共同增长与繁荣创造了安全与经济条件。该架构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世界其他几个国家选择加入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同样，如果美国要在当今的技术竞争中取得成功，不仅要开发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还必须让全球各国认可其数字基础设施。

  要想在这场技术推广竞赛中胜出，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商业外交。美国政府应与美国企业合作，降低全世界内获取美国技术的门槛。为美国技术提供融资支持、技术援助以及与美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推动技术采用，特别是在中国已提供补贴且即用技术套餐的地区。

  在这场竞争中，对标准治理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硬件开发。标准虽然往往晦涩难懂且未受重视，却是全球技术的底层逻辑，决定了系统如何交互、数据如何治理以及风险如何管理。这些标准由众多国际组织制定，这些组织对未来的技术格局具有巨大影响力，其范围涵盖从AI安全与数据隐私的“交通规则”，到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等领域。美国应当在这些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而非像现任政府所表现的那样置身事外。

  特别是，美国应优先制定AI系统的标准化评估方案——在系统发布前，对其运作原理来测试，并评估其在实际应用中是否也许会出现故障以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发生故障。鉴于合成生物学和AI的融合日益加深，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还应支持制定相关保障措施，包括共同的筛查协议、针对特别危险应用的红线规定，以及当实验或系统发生意外故障时的事件报告规范。

  那些认为过分关注风险和安全会阻碍美国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中前进的人，完全搞错了。保证安全与可靠性不会拖慢美国及其盟友的步伐，反而会最终使他们行动得更快。不确定性会引发更加谨慎的行为：当政策制定者和业界对安全与可靠性缺乏信心时，他们就更不愿采用新技术。在协调和推动全球AI安全与保障工作方面，美国应当积极作为，而非退缩。

  2026年5月，Anthropic宣布“有限发布”下一代AI旗舰大模型，表示其大模型已经具备顶级网络安全专家的水准，已经在“每一个主要操作系统和网页浏览器”中发掘出“数千个高危漏洞”（图源：Anthropic）

  美国的技术战略在致力于巩固这些其他优势领域的同时，必须为中美关系创造稳定与合作的空间。这必须是战略的核心支柱，而非补充。两国都将长期存在，必须要学会共存。如果这两个大国不携手合作以规避最严重的风险，或者陷入破坏稳定的恶性循环，这场竞争最终将给所有人带来灾难。

  毫无疑问，中美两国将继续在AI领域不断突破界限，但若不顾风险地展开竞争，有几率会使危险的扩散或失控。正是这种危险促使拜登政府在2024年中美会晤中，争取到北京方面的承诺，即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上保持人类的控制权。

  同样，随着两国寻求减少对关键投入品的依赖，必须避免因贸易限制而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措施，因为这可能弊大于利。在绿色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不应掩盖双方在应对气候危机或推动癌症及其他疾病治疗等医学进步方面的合作。此外，如果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缺乏深入且持续的沟通——尤其是关于台海的沟通——那么增强军事能力可能会增加爆发战争的风险。

  竞争与合作并不矛盾。通过提升技术能力，美国将在风险管理协议的谈判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要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并没有现成的公式或算法。这一过程难免要经历一定的试错和摩擦。尽管如此，2024年《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议》(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greement）的续签——该协议旨在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特定数据库及科学当地考验查证点的互惠准入等议题上的共同标准——表明，即便两国推行竞争性政策，在开展造福人类的科学合作方面仍存在广阔空间。重点是，美国决策者无论向哪个方向都不应走得太远，即使有时这样做看似是一条更轻松的道路。

  一旦美国明确了战略，就必须付诸实施。要做好这一点，就必须正视该国战略抱负与其执行能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要弥合技术与制造业领域的这一差距，就一定要解决驱动美国长期资金市场的激励机制问题。华尔街公司偏爱软件投资，对其可扩展性所承诺的高回报感到兴奋。相比之下，它们对资本密集型、利润率较低的工业生产投入的关注和资金则少得多。如果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只顾追逐下一个软件独角兽，那么依赖其将资本配置到战略性硬件制造的战略注定会失败。美国政府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税收抵免、贷款担保和风险保险等公共政策工具，使那些吸引力较低的投资对私营资本而言在财务上可行，从而克服这种错位。

  执行挑战的另一半在于政府官僚主义。美国建立了一套重程序轻结果的体系：审批可能使新项目延误长达十年；采购法规扼杀了创新型国防初创企业；资金僵局则导致科研机构资金匮乏。拥有否决权的人太多，而拥有批准权的人太少。

  如果治国方略不能服务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物质福祉，那么它便毫无意义。一项针对中国、着眼长远的战略，若能第一先考虑科技工业主权、通过军事创新实现威慑、确立民主数字标准，同时防止恶性竞争，便能创造优质就业岗位，并大力推动符合公共利益的投资。此举还将利用军事开支来防止战争而非挑起战争；缓冲马上就要来临的技术颠覆带来的冲击；并管控大国竞争带来的风险。同时，它将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公民自由和生活方式。没有一点政党或派系的目标不在这一议程之中。

  这项工作需要数十年而非数年才能完成。美国不能只追求率先取得新突破这一昙花一现的成就，而应致力于在这些关键领域占据制高点：将资本与战略相融合，赋予机构果断行动的权力，并以二战后时期的紧迫感和数字时代的敏捷性来推进建设。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项目，而美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基辛格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实践讲席教授。

  实事求是的讲中国过去是个模仿者，但中国过去的模仿不是具体的某项技术，而是某项技术的研究方向上的模仿，就是别人往哪里走，中国的技术探讨研究也往哪里走。但现在不同了，现在的中国是扛旗帜的了，就是自己要找到研究方向，也所以中国科研目前进入了黑森林，只能自己摸索着向前发展。只是现在中国的科研与过去的美西方科研不同，过去美西方每项科研都是以单个领域为主，单项技术跑的快，但现在中国的科研不同，中国科学研究是围绕着一个体系进行，如生物科学技术，不仅包含了生物本身的研究、也包括了、医疗、人脑机接口、仿生等等，一个系统化的衔接性研究，再如核聚变、也包括了超导、钍基熔开发等等，一旦完成科研，就等于完成了一个行业、一个更广泛领域的飞跃式发展，这也是中国的优势，别国其实学不来

  沙利文是个战略人才，不过其文章的技术惠及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表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并不一样，所以难于成功！

  狂妄自大的美国人，你们的科技来自全球的顶尖人才，西方的工业革命来自对东方科技的学习与吸收。 你们登上顶峰也就两百年，却自我吹嘘是天选之子。你们忘了自己黑暗的中世纪历史了吗？你们忘了你们做了几百年北非海盗和阿拉伯人的白奴隶的历史了吗？